2015年浙江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6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对于没有超大、特大城市的浙江而言，能够成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浙江仰仗的不是典型的向少数极核集聚的集中式城市化，而是全地域全面集聚推进的泛城市化。

尤其在环杭州湾、温黄平原、鳌江平原，以及浙中地区，人口、产业、城镇等要素高密度分布，推动城市化在城乡地理空间上均衡推进。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向乡村延伸，形成浙江典型的泛城市化格局。

城乡边界相互融合。浙江村庄农居点、集镇、县城和城市经历长期的多层次均衡扩张，城镇间距大幅缩小，呈现城镇连绵发展的空间形态。典型的如杭州至宁波的杭州湾南岸城市带，杭州滨江区、萧山区、绍兴皋埠镇、余姚泗门镇和慈溪龙山镇，城镇用地边界已经基本相连；杭州塘栖镇至上海松江区的沪杭城市带，城镇外缘之间的平均距离仅4.7公里，即农居与最近的城镇距离不大于2.35公里；湖州城区经江苏至上海松江区的运河城市带，城镇外缘之间的平均距离仅5.7公里，即农居距最近的城镇的平均距离不超过2.85公里。

城乡产业相互融合。城市工商资本向乡村地区溢出，促进制造业向乡村转移拓展，农业与加工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乡村产业逐渐融为城市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2015年，全省除去中心城市及县城城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75%。杭甬温三市主城区和县城建成区的工业用地占市域工矿用地的54.4%，比2000年下降9.1个百分点，而这三市乡村地区工业用地比重则达到45.6%，大有成为工业主平台之势。

城乡身份相互融合。嘉兴、湖州、宁波、温州多地已经全面取消城乡户籍登记差别，建立了统一的居民户口，为城乡身份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农村新社区建设，非农就业岗位增长等因素，为农民就地城市化提供物质保障。随着城乡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加快缩小甚至消失，大量农民即使留在乡村，其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已无二致。2014年，浙江农民非农收入高达85.3%，即是一个佐证。

应该注意到，浙江的泛城市化格局，是基于人多地少基本省情，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要素自发集聚的必然产物。虽然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相当程度面临空间、资金、环保制约加大等深层次挑战。当前和今后，浙江亟待探索创新最契合泛城市化实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重构城市化动力、重塑城市化势能，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推动城市对乡镇的要素集聚方式由扁平化低端集聚为主向多层面差异化集聚转变。长期以来，浙江产业结构及布局决定了城乡人口同步扩张，且以低端劳动力集聚为主的状况，产生较突出的人口蓝领化问题。今后浙江应奉行多层次差异化的要素集聚策略，优化完善由环杭州湾、温台、浙中全域城市化区域，到内生发展的山区城市等构成的多层次空间结构，引导人口等要素向中心城市、县城、小城市分类集聚。其中，沿海中心城市及县城主要大力引进高端产业及高端人才等；沿海小城市主要强化外来务工人员、本地农民等特色产业劳动力集聚，促进农民就地城市化；山区中心城市及县城主要承接本区域人口转移集聚。

推动城市对乡镇的辐射带动方式由行政硬管理为主向市场及文化软牵引为主转变。优化中心城市与县（市）、县城与镇（乡）的行政层级，增强城市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和文化提升对于辖区的促进作用，增强市场经济下城、镇、乡的竞合关系。着力转变城、镇、乡之间产业同质竞争的状况，积极构建中心城市以高技术产业、高端科教文卫及现代服务业、高品质人居环境引领为主，中心镇和小城市以特色制造和特色商贸为主，乡村以高品质生态支撑为主的新型分工关系。

推动城市对乡镇的服务供给方式由硬件延伸覆盖为主向优质资源流动共享转变。坚持集中集聚导向，强化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市和县城相对集中布局；增强资源流动的增值效应，推动优质教师、医生及专业设备向乡村提供定期服务。调整乡村地区学校、卫生院、文化大礼堂等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均等化的建设要求，由按照户籍人口数量相对均等配置，调整为按照常住人口数量按需合理配置。与此同时，建立城市吸纳农村人口就业数量与增加用地指标、教育经费、生态补偿、教育医疗资源等指标相互挂钩的政策。